中國古代的守宮砂與處女貞

中國古代的守宮砂與處女貞 “貞節”，又叫“貞操”，在傳統的觀念裏说的是女子不失身、不改嫁的傳統道德。這種對處女貞潔與寡婦貞節的重視，在中國可謂歷史悠久，具體形成於哪一年，大概是在私有制確立、一夫一妻制形成以后。當時的貞節觀念是針對男女雙方而言的，指的是夫妻雙方在婚姻的持續期間內所要恪守的道德規範，既不允許男子另覓他歡，也要杜絶女子紅杏出牆，否則就會被視為“禽獸之行”，受到道德的譴責或法律的制裁，這種貞操可稱為“夫妻之貞”，這應該是最早的“男女平等”。 　　隨着中國進入封建社會，男尊女卑觀念的形成，逐漸地，貞節成為對女性忠貞的專門要求。《史記·田單列傳》说：“貞女不更二夫。”《列女傳·宋鮑女宗傳》：“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道出了“貞”意，就是女子要對男子忠貞。相反，很少提及男子也要對妻子忠貞的男女平等觀念。這種觀念的影響，使得當時很多人認為貞潔比出身門第更重要。到了秦漢時代，這種觀念逐漸成為社會的主流。許是秦始皇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三千佳麗於一身，不能一一寵幸，又擔心他們紅杏出牆，因而到處宣揚貞節，到處巡視刻石作記。秦山刻石記：“男女禮順，慎尊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凈。”碣石門刻石載：“男樂其疇，女修其業。”漢代更倡貞節，對貞婦詔賜玉帛，旌表貞節。 　　唐代的社會風氣特別開放，這和國力強盛、國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關係。人們對貞節觀念淡薄，因而，唐朝女子紅杏出牆的事情就特別多。《新唐書·公主傳》記載，太宗女兒合浦公主下嫁給房玄齡子遺愛。一次，夫妻倆畋獵時遇到辯機和尚，公主“見而悅之，具帳其廬，與之亂。更以二女子從遺愛，私餉億計”。又智勗和惠弘兩位和尚以及李晃道士“皆私侍立”。中宗女安樂公主下嫁武崇訓，崇訓死后，“主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肅宗女郜國公主下嫁裴徽，又嫁蕭升，蕭升死后，公主與彭州司馬李萬亂，蜀州別駕蕭鼎澧陽令李惲、太子詹事李昇，皆私侍公家。”如果说公主淫亂未見嚴懲，是因為挾其勢位，而有些官僚夫妻雙方都自找情人、婚外私通，就更能直接说明唐代名節之輕了。 　　但是，到了宋元時期，文人士大夫的提倡使得對女子貞節的重視蔚然成為一種社會風氣。當時的程頤、程顥和朱熹都是提倡貞節最積極、影響最大的代表，在“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的指導下，他們極力提倡女子守節，孀婦不能再嫁，對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於是，宋元之時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成為統治者提倡貞節的廣告語，在民間廣為流傳。 　　明清時代，人們對貞節觀念十分重視。順治十三年清世祖親自編纂了《內則衍義》一書，在《守貞章》中提出“守身為女子第一義”，在《殉節章》中提出“婦為夫死，古之大經”，這兩句話此后成為清朝婦女的信條。當時的《女范捷錄·貞烈篇》雲：“忠臣不事二國，烈女不更二夫，故一與之醮，終身不移。男可重婚，女無再造。”康熙時的《女學》《教女遺規》、乾隆時的《女學言行錄》都極力宣揚寡婦守節和新婦的貞潔。 　　幾千年來，貞節觀殘害了婦女的身心。而今保存的貞節牌坊、貞節堂等封建遺跡，都似乎是在無聲地訴說著貞節烈婦的苦澀與痛楚。 　　貞節牌坊，晚清到民國最后的“嗚咽” 　　在中國大地上，有那麼幾處貞節牌坊，不僅僅作為建築遺存成為一方歷史景觀，更為重要的是，記錄著一段段女子守節的血淚史。 　　貞節牌坊作為代表女性忠貞的一種建築形式，最早還只是作為裏、坊的“門”而存在的。隨着中國封建等級觀念的形成，牌坊逐漸演變成褒揚功名的建築樣式。到了漢朝，傳統觀念對女子貞操的重視，也使牌坊逐漸地成為與婦女的貞節關聯起來，並對其進行旌表的一種建築形式，出現在人們的視野。 　　荒唐的是，由於傳統觀念對旌表貞節的大力提倡，擁有一座貞節牌坊在人們看來是件無上榮耀的事情。在這種觀念的影響下，明清時代對貞節牌坊的推崇成為一種社會風氣。清朝各地官府上報請旌趨之若鶩，從而導致節烈婦女激增，貞節牌坊遍樹各地，成為一種風景。當然，這是現代人今天無法體會得到的。 　　晚清民國時期，雖然新思想和文化不斷湧入，但貞節牌坊作為一種貞節的象徵，仍然束縛着衆多女性的身心。因而，當時建貞節牌坊，仍然呈現泛濫之勢。一座座高聳的貞節牌坊建起來了，立在地上，那灰色的建築靜默無聲，卻凝結着多少個悲苦婦女的血淚，是貞節婦女們不幸生活的歷史見證。它們昭示了曾經的榮耀，引導萬千婦女甘受封建禮教的束縛與摧殘。在貞節被看得比生命還要重要的年代裏，貞節牌坊因其有形的旌揚成為衆多婦女與家庭的“夢想”，所以人們不惜以犧牲婦女為代價，換取一個陰冷而殘酷的怪物。 　　咸豐年間，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17歲的蘭姑嫁到一個員外家，丈夫是個體弱多病的藥罐子，年紀輕輕的就病弱得像個老頭。對此，蘭姑只好認命。好在婚后一年，他們有了兒子，這使她感到生活有了希望。然而，好景不長，丈夫在兒子三歲時，病重而亡。兒子也在七歲那年染上傷寒而死。生活發生的巨大變故，一下子把蘭姑擊暈了。當時她才21歲。在以后的漫漫長夜裏，她時常憶起祖母苦節的身影，常常以淚洗面到天明。她也想過向命運抗爭，也曾從心裏詛咒過老天爺對自己的不公平，但她知道這一切均無濟於事。白天，蘭姑同佣人一道打掃庭院、操持家務，每當夜幕降臨，更深人靜之際，蘭姑深埋於心底的陣陣憂傷卻使她無法自持。此時，她便拿出曾陪伴自己童年歲月的“九連環”，解呀解呀。九九八十一次，解完一遍又一遍，直到神情疲憊。就這樣三十年過去了，蘭姑已由滿頭青絲的少婦變成了一頭白髮的老媼，“九連環”的銅扣也被她揉摩得鋥亮光滑。一晚，正解時，突然嘩啦一聲，“九連環”折斷了，撒落一地。蘭姑愣過神來，急忙彎腰找尋，尋着尋着，蘭姑露出了苦笑：三十年裏，一萬多個漫漫長夜，這唯一伴自己度過長夜的“九連環”終於在她無數次的翻解中折斷了。 　　也就是在這一年，年邁的蘭姑一病不起。最終，她孤獨無依地離開了人世。族人感念她的忠貞，為她立起了高高大大的貞節牌坊。 　　一處處貞節牌坊成為中國傳統女性恪守貞節的歷史印記，也使得無數女性為了得到這份所謂的“榮耀”，付出了青春和血淚，就連荒淫的慈禧太后為了向世人表明自己的貞節，也不能免俗。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攻陷北京，咸豐皇帝倉皇逃往熱河，一路車馬勞累，風聲鶴唳，加上內外交困，國勢垂危。受驚嚇而又感到無奈的咸豐皇帝終於拋下一大群的后宮佳麗“駕鶴西去”。由於傳統貞節觀念的影響，加上維護皇室權威的需要，明清皇帝死后，皇后和妃嬪均得守節，慈禧也不例外，她與慈安一同被封為皇太后，開始充滿痛苦與艱辛的守節歷程。但是，在“紅墻綠瓦黑陰溝”的皇宮大院裏，體制森嚴，人們行動謹慎，往往咫尺之遙，不相往還。各宮妃嬪，尚有有常相聚晤的機會，而以太后之尊，高高在上，自然而然會離群索居，所以每到宮門下鑰，慈禧太后便愁着不知如何度過漫漫長夜。 　　深夜的慈禧太后，常常在燈下借三十二張牙牌打發時間，過不盡的“五關”，問不完的“神數”！ 　　這種寂寞而百無聊賴的日子，慈禧哪裏受得了，終於，耐不住寂寞的慈禧太后常常和一些伶人干一些有違常理之事。后來，她的這些舉動被慈安皇太后發現了，她不能操守貞節的壞名聲就逐漸地流傳了出去，這也是她要陰謀暗害慈安皇太后的一個原因。 　　當然，在“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時代裏，慈禧也是十分看重自己的名節的。畢竟，在守節成為社會倫理的普遍認識后，一個女人的貞節名聲十分重要，她干出了有悖人倫道德的苟合之事后，又十分渴望保全自己的名節。於是，她私下裏鼓動一些大臣旌表上書，為自己建立貞節牌坊。后來，一些朝中官員為她旌表，建議為她建造貞節牌坊。慈禧雖然沒有為自己建造貞節牌坊，但大臣們的屢屢旌表，似乎向世人宣示了慈禧在幾十年的寡婦生活中，恪守着婦道，是一個“母儀天下”的女人。 　　守宮砂與處女貞 　　在國家政權的教化及倡導下，封建統治者為褒揚貞女節婦而設立了貞節牌坊。無數婦女自覺或不自覺地用血淚甚至生命捍衛着貞節，鑄就了一座座貞節牌坊與貞烈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種貞節觀也就成了一道加在婦女身上的沉重枷鎖。有人甚至為所謂的“貞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晚清到民國初年，有一個叫任寶芝的女性，她生於1888年 (光緒十四年)。任寶芝是一個十分傳統的女子，傳統的貞節觀念使她把貞節看得比生命還重。她幼年時，同一個王姓男孩定了娃娃親。王長大后，外出闖蕩，從此一去不歸。任寶芝在家簡妝素服，默默等待未來夫君回鄉。民國二年(1913年)，時年二十六歲的任寶芝遭流言污衊，為保節明志投塘自盡。 　　任寶芝自盡的年代，處於新舊交替的轉折時代，辛亥革命雖然成功推翻了封建制度，卻無法革去束縛在人們思想中的貞節觀念。1913年3月，袁世凱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務后，推行了一系列復古倒退政策，強化表彰節烈的政府行為，片面要求婦女守貞節。任寶芝的投塘保節之舉，正好迎合當權者施政之要求，故經當地官員的奏請，立刻得以旌表。 　　貞節牌坊是傳統觀念下的一種貞節標誌。在明清以來貞節觀念近乎宗教化的社會裏，貞節已經深入到每個人的意識裏。而對這種觀念的推崇和信仰更刻入骨髓的，是對處女貞潔的膜拜。 　　秦漢時代就有了處女檢查的事。漢代的帛書《養生方》中有“守宮砂”的記載：“取守宮置新瓮中，而置丹(於)瓮中，令守宮食之。須死，即治，軋画女子臂若身。如與男子戲，即不明。”此種方法，就是用丹砂喂養蜥蜴，然后把它搗爛，這就成為一種紅色顔料，把它點在女子手臂上，終年不褪。如果她與男性有了“親密接觸”，這紅色就會褪掉，所以蜥蜴又名守宮。如此，只要看女子手臂上有無“守宮砂”，即可檢驗處女與否，這真是中國曆史上貞潔觀念的一大發明。這種有點荒唐的發明，其可靠性在科學面前，不能不讓人懷疑。需要批判的是，“守宮砂”摧殘了人性，有很多女性因為“不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清代，對女性貞節的宗教化信仰，使處女觀念深入人心。到了晚清和民國時代，雖然東西方文明在發生劇烈的碰撞，但這並沒能從骨子裏改變人們的處女情結。當時，不僅小康人家娶妻，富室納妾、買婢一般也要求對方是處女，對處女的檢查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當然人們認為，最靠得住的辦法還是新婚時看女子是否有落紅。這樣一來，新婚之夜檢查新娘是否處女就成了婚禮中不可少的儀式，賀客們都極關心男方在翌日清晨出示新娘“落紅’的標誌。若新娘果為處女，男方還要向女方送去上書“閨門有訓，淑女可欽”的喜帖，而女家也以此誇耀鄰里；若新娘已非完璧，則常會發生被男方所休的悲劇，而女家亦顔面盡失。為了保全顔面，有女之人家就要從小防範，盡力使女子不離閨閣一步。 　　在廣東一些地方，“落紅”更成為男女新婚檢驗女子貞節的一種習俗。新婚之夜，新郎新娘行房之時，新郎必會交給新娘一方手帕，用來檢驗新娘是否“落紅”。如果新娘當夜有落紅，則合族大喜。新娘回門時，夫家必會一路樂隊吹吹打打送燒豬到娘家。這種風俗使得女家在嫁女之日，多惴惴不安，唯恐燒豬不至。如燒豬不來，家人對坐愁嘆，引為大辱。燒豬一到，則舉家相慶，大張旗鼓迎接燒豬，認為是家裏教養有方，不辱門戶。把燒豬分送親友，加上紅色饅頭若幹，就是人們所稱的“麻蛋”。還有一些地方，習俗更為荒唐。新娘到婆家后，先入洞房，新郎新娘立刻同寢，親友和家人都在門外等候。不見到新娘的“喜帕”，人們概不道賀，如新娘不貞，不僅不是喜事而且還是大辱。少頃，新郎從房中出來，手上捧着一個紅盤子，上蓋紅布，裏面裝的就是保留新娘落紅的“喜帕”了。這時，新娘家裏已備了一頂大轎在門外等候，新郎捧着喜帕直接登轎，去新娘家中報喜並即刻舉行婚禮。如果新娘“不貞”，則會被立刻遣回娘家。 　　從這些傳統的習俗中可以看出，在舊時代，“落紅”檢驗女貞是攸關婚姻的大事。 　　在清人采蘅子的《蟲鳴漫錄》中記載了這麼一件事：有個小女孩，一天穿着開襠褲騎鋤頭柄玩耍。她走后，一個老頭在鋤柄上發現了絲絲血跡，知道是小姑娘的處女膜破了，於是將鋤柄拿走，藏了起來。數年之后，這個小姑娘嫁人了，新婚之夜沒有落紅，夫家懷疑她不貞，想要休掉她。這時，老頭把鋤柄拿了出來，偷偷將當年發生的事告訴了姑娘的夫家，夫家這才釋然。要说這個小姑娘實在是太幸運了，想想如果沒有老頭這個有心人，恐怕小姑娘這輩子都要背負不貞的駡名，她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如果说“驗紅”是古時女子一生必經的一道關卡，那“守宮砂”則是古時女子的另一個魔咒。歷史上，因“落紅”而鬧出的丑劇、悲劇不勝枚舉。悲劇中女主角的遭遇讓聞者感慨唏噓。今天，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已經知道用“落紅”、守宮砂來檢驗女子是否潔身自好缺乏科學依據，但人們對貞操和見紅的重視還存在。提倡性愛行為的嚴謹和忠貞是無可厚非的，但是在現實中此事於男於女的标準卻明顯不平等。有什麼方法來檢驗男子的“童貞”？男人的童貞無法檢驗，女子的童貞卻被嚴格地要求着。這種情況说明，在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裏，人們對處女的膜拜、嗜好的畸形發展已達變態地步，為了保證男子對女子的佔有，犧牲部分女子的利益甚至生命，男子們是絲毫不以為意的。 　　寂寞成塵碾作泥的貞節堂 　　在傳統社會裏，貞節牌坊、貞節是以女性堅守幾年甚至幾十年的寂寞，換來的一處代表着貞節和榮耀的冰冷建築。那份莊重的榮光也包含着冷峻的成分。但是題名、致祭的貞節婦女或守於苦節，或慘烈而亡，人們在崇奉、景仰的同時，也會感到驚顫，因為生命的美好畢竟可以衝決許多堅固的網羅。所以封建統治者往往用物質褒獎貞節，對守節者給予經濟資助。 　　有清一朝，貞節堂成為搖搖欲墜的封建王朝的一道風景。政治的衰微，使得統治階級更要對社會實行嚴酷的控制，對婦女貞操的控制就是對社會加強控制的一個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表面上帶有慈善性質的貞節堂紛紛問世。 　　清代的貞節堂最早出現於京師，晚清時代最為興盛。黃彭年《畿輔通志》卷一九記載，同治年間京師在保定府和天津縣設有二處全節堂。其中，在天津設置的全節堂大致情況如下： 　　天津府屬天津縣全節堂在縣東門外南斜街，同治七年署。天津知府任信成創立。共房廿余間。通商大臣崇厚、運使恆慶、天津道周家勛具捐廉以助善舉。撥上年捐賬項下余銀五千兩發當商生息。又於陳家溝船捐項下，酌提二成，每歲約京錢千緡。又各鹽商按包捐制錢一文，每歲約京錢千緡，約按月交付堂內執事之人。收養節婦貞女，無論流寓土著，先詢明年歲門氏，有無父母翁姑親屬子女，詳細登記。節婦年在三十以內者方準入堂。有子女者準攜帶。男則附義學讀書，紙筆等費堂中籌備，女長成任母擇配。 　　當時的制度還規定：“節婦、貞女入堂后，不能無故出堂。每春秋二季，由堂籌集京錢一千文以作紙錁，雇覓代步之用，派年老仆婦隨赴各墓前掃祭。”在統治階級的大力倡導下，節婦、烈婦越來越多。《休寧縣誌》記載，清代僅安徽休寧縣就有2200多個“節烈”婦女，其殘酷和悖逆人情真是達到了頂點。 　　貞節堂的出現，似乎阻擋了所有可能發生的“越軌”之舉，也使得這裏的女性同囚徒一樣與世隔絶。在這裏，雖然她們遠離了“餓死”的“小事”和“失節”的“大事”，沒有生存的憂慮和道德倫理的擔心，但是，失去光彩與活力的生命已經變得麻木而毫無生趣。 　　這些代表着封建王朝貞節觀念的處所，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也看似加入了一些慈善之心，但這實際上是腐朽沒落的封建王朝臨終前的垂死掙扎。斯時，沒落的清朝統治者和它的衛道士們在近代文明的巨大衝擊下，一方面出於強化封建倫理的需要，承繼了中國古代恤災濟困的做法，突出對寡婦的恤濟，做再次提倡貞節的最后嘗試；另一方面，又借鑒和吸收了外國救濟組織的某些內容，創辦了貞節堂。但是貞節堂的興辦，只是為封建倫理又增加了一個物化象徵，並沒有為式微的腐朽統治注入活力。如此腐朽的傳統，為衛道士們服務的貞節堂在歷史的進程中，只能走向消亡。 　　短暫的風景，太平天國裏的女權運動 　　一處處封閉的貞節堂，一處處冰冷的貞節牌坊，以高墻和傳統的觀念阻斷了所有可能發生的“逾越雷池”之步，束縛了自由的婚姻和愛情。但並沒能穩固封建王朝“君君臣臣”的“鐵桶朝綱”。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王朝的國勢日漸衰微。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治，就試圖通過強化封建等級制度和傳統觀念，來拯救他們風雨飄搖的破船。對貞節的大力宣揚，成為封建統治者維繫政體的一項重要內容。但這改變不了女性解放，打破傳統道德觀念的歷史進程。 鴉片戰爭之后，清政府對外割地賠款，在內奢靡腐化，這激起了人民的反對。全國各地不斷髮起反侵略反封建的武裝鬥爭。在這些鬥爭中，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衝擊着清王朝的腐朽朝綱，發起了一場反封建的女權運動。 　　洪秀全(1814―1864)，原名火秀，又名仁坤，自號秀全。廣東花縣人。農民家庭出身，幼讀私塾，16歲時輟學助父兄務農，后任本村塾師。曾幾次赴廣州應考秀才，均名落孫山。中國社會受到列強侵犯、欺凌，清王朝的腐朽讓洪秀全不斷思考救世之道。道光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他立足社會現實，撰寫《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等，揭露清朝世風敗壞、道德墮落，是相凌相奪相鬥相殺的黑暗社會，以西方原始基督教樸素的平等觀念糅合中國古代的大同理想，宣傳“普天之下皆兄弟”，提出要把凌奪鬥殺之世改造為“公平正直”之世，試圖以宗教、道德说教來改造世道人心。 　　在他領導的太平天國裏，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張，並將其作為太平天國的綱領之一。他在《原道救世歌》中说：“普天之下皆兄弟，靈魂同是自天來，上帝視之皆赤子。”又在《原道醒世訓》中進一步闡發：“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要求男女平等，享有相同的權利，這種主張也反映在太平天國的施政綱領上。《天朝田畝制度》規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女。”在其他的一些律令中，還有“天下婚姻不論財”，“禁纏足、禁娼妓、禁買賣奴婢”等內容。這些樸素的男女平等思想和進步的婚姻、家庭觀念不僅被提出，還在一定範圍內進行了實踐上的嘗試。 　　當時，一個明顯的變化是太平天國政權是允許寡婦再嫁的。太平天國政權明確宣稱：“爾輩生逢太平日，舉足便是天堂梯……妖魔掃盡享天福，自有天父天兄為提攜。” 對此，迂腐文人嘲諷為“寡婦頻言與丈夫，柏舟節義笑為迂”。不僅如此，太平天國在殺了男犯人后，還往往用國家行政命令辦法，將罪犯之妻改嫁他人。這樣，天平天國時期，一度出現“一些婦女一聽到她們的丈夫被‘滿妖’所殺的消息，就立刻跑到街上去找新的丈夫”的現象。 　　1861年春天，牧師繆維廉在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居住了一個月，在那裏宣講福音。他講述了太平天國婦女的情況：“我在路上行走時見到許多婦女，的確是一件新奇的事。她們全都穿着很好的衣服，態度莊重。許多婦女騎馬，也有許多婦女步行，大多數都是天足。不少婦女停下來聽我們講道，她們的舉止總是很有禮貌。這是前所不見的新現象，使我們想起了國內的生活情景。如果此次革命可以打破迄今一直遵行的婦女不出閨門的制度，那將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牧師繆維廉的記載，道出了一種與清王朝的“貞節堂”截然不同的新現象。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推行女權運動，有力地衝擊着封建王朝的傳統倫理道德。但是，洪秀全所處的時代，正是傳統倫理道德十分盛行的時代，再加上他本身及其隊伍的思想局限，使得太平天國依然存在對女性的歧視。洪秀全始終難以擺脫“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的男權思想。因此，在立國后，他也曾經武斷地宣稱“只有媳錯無爺錯，只有嬸錯無哥錯”。另外，他到天京后，和許許多多的封建皇帝別無二致地廣納后妃，這些和他提倡的女權解放，不能不说是莫大的諷刺。 　　一個更讓世人對太平天國存在質疑的問題是，就在全面戰場捷報頻傳，大好形勢一浪高過一浪，勝利在望之際，其內部卻發生了內訌。特別是楊秀清的逼宮，韋昌輝的殺戮，以及石達開的出走，使形勢急轉直下，剛剛建立起來的新生政權元氣大傷，實力損耗殆盡，殘雲愁霧籠罩着一度輝煌過的天京，無力回天的洪秀全，抱着深深的遺憾撒手人寰。一度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很快以短命而告終。 　　隨着這場農民起義被鎮壓，太平天國這種男權樊籬下的女權解放運動很快也煙消雲散了。女權觀念又從一場短暫的革命中，回到了“三綱五常”的原點。這場運動也成為后世之人評说不盡的一個話題。 　　衝出藩籬，奪回自己的貞操支配權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以失敗而告終，但其倡導的女權運動嚴重撼動了傳統的貞節觀念。此后的“西學東漸”以及“戊戌變法”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衝擊，更使人們從思想深處反思封建倫理道德的痼疾，倡導變法，倡導革新。其中，婦女問題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光緒年間，維新派代表人物康有為在《大同書》中對婦女問題做了大量、詳細的理論闡述。他從資産階級人道主義出發，批駁了程朱理學中“存天理，滅人欲”的唯心主義思想，充分肯定了人欲的正當與合理，要求重視人性和人欲，講求人道。他認為，賢明的統治者必須“順天之道，因人之欲”，保障人們的“天授自由之權”，禁錮了人性之欲，就是剝奪了人權、違背了天理。 　　繼康有為之后，另一位維新志士譚嗣同，也猛烈地抨擊了封建倫理綱常，深切關注婦女的疾苦，把矛頭直指殺人的貞節觀念和制度。他在《仁學》中说：“重男輕女者，至暴亂無理之法也，男則姬妾羅侍，縱淫無忌，女一淫罪則至死。”譚嗣同批判了封建法律和倫理道德在男女兩性上使用雙重标準，封建禮教的浸淫及貞節觀念和制度使得男女在貞節的問題上地位極不平等。 　　辛亥革命后，新的思想與傳統觀念發生着激烈的交鋒。1914年3月11日，醉心於當皇帝的袁世凱在《褒揚條例》中規定：凡“孝行節烈貞操可以風世者”，按照等級由大總統袁世凱頒賜“匾額、題字並金質或銀質褒章”。后來，馮國璋又頒佈了《修正褒揚條例》作為《施行細則》，更加具體地對褒揚貞節婦女的內容做出規定。其中明確羅列了褒揚貞節的範圍：第二條：《褒揚條例》第一條第二款所稱之“節”婦，其守節年限自三十歲以前至五十歲以后者。但年未五十而身故者，其守節已及六年者同。第三條：同條款所稱之“烈”婦“烈”女，凡遇強暴不從致死，或羞忿自盡，及夫亡殉節者，屬之。第四條：同條款所稱之“貞”女，守貞年限與節婦同。其在夫家守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亦屬之。 　　在傳統的人倫觀念渣滓泛起的同時，新的思想也更趨活躍。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出現了一大批像魯迅、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敢為天下先的先鋒人物。 　　當時的先鋒刊物《新青年》第一卷第五號中，陳獨秀髮表了《一九一六年》，號召婦女自強自立，不要甘心委身他人。“自負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勢將以鐵血一洗浹髓淪肌之奇恥大辱。”這篇文章開新文化運動中清算封建道德、倡導婦女解放的先聲，是《新青年》向舊道德和舊文化的宣戰書。緊接着，陳獨秀又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三號和第四號上分別發表《憲法與孔教》和《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二文，討伐當時逐漸泛起的禮教沉渣。在后一篇文章中，陳獨秀痛斥禮教對寡婦的殘害：“西人孀居生活，或以篤念舊好，或尚獨身清潔之生涯，無所謂守節也。婦女再醮，決不為社會所輕。中國禮教有‘夫死不嫁’之義，男子之事二主，女子之事二夫，遂共目為失節，為奇辱。禮又於寡婦夜哭有戒，友寡婦之子有戒。國人遂以家庭名譽之故，強制其子媳孀居不自由之名節，至凄慘之生涯，年年歲歲，使許多年輕有為之婦女，身體精神俱呈異態者，乃孔子禮教之賜也！” 　　1918年7月，胡適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一號發表《貞操問題》一文。胡適批判了“替未婚夫守節和殉烈”的傳統倫理道德觀念，他说：“貞操不是個人的事，乃是人對人的事；不是一方面的事，乃是雙方面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愛情，心思專一，不肯再愛別人，這就是貞操。貞操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一種態度。因為如此，男子對女子，也該有同等的態度。若男子不能照樣還敬，他就是不配受這種貞操的待遇。” 　　在胡適看來，貞操是可以存在，但必須以愛情為前提，並要男女雙方共同遵守。他在文章中说：“貞操乃是夫婦相待的一種態度。夫婦之間愛情深了，恩誼厚了，無論誰生誰死，無論生時死后，都不忍把這愛情移於別人，這便是貞操，夫妻之間若沒有愛情恩意，即沒有貞操可说。若不問夫婦之間有無可以永久不變的愛情，若不問做丈夫的配不配受他妻子的貞操，只曉得主張做妻子的總該替她丈夫守節；這是一偏的貞操論，這是不合人情公理的倫理。” 　　這些新思想新觀念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鞏固了五四運動的成果，為以后的無産階級革命做了理論准備。表現在婦女解放特別是貞節問題上，封建禮教的堤防被衝決，朽腐之氣、歷史積穢被蕩滌，殘害女性的貞節觀念被批判，禁錮中國婦女二千多年的貞節樊籬終被砸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