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與社會服務

基督宗教與社會服務的關係 　　 回顧西方基督宗教社會服務發展史，我們可以看到基督宗教和社會服務之間的關係包括兩方面：一個是基督宗教的理念對社會服務的影響，另一個則是教會對弱者所提供的直接服務。從最早開始基督宗教便受到聖經的教導，因而強調利他性的道德觀和工作倫理；中世紀受到天主教救贖教義的影響，使捨被視為獲得救贖的手段，在此一方面教會發展出功利性的社會服務，另一方面則是產生修道院的避世主義，雖然避世精神也產生大量的社會服務，但與一般教會不同的是修道院的服務乃是為了鍛鍊自己的屬靈精神。對於這種功利性和避世性的教會生活方式，不少神學家提出相當的批判，這股風潮到了十六世紀爆發了基督新教的改革。 　　宗教改革中Luther「職業」的概念使人們開始關注到現世工作的信仰意涵，而Calvin的預選論則使人們開始從現世中尋找獲得預選的確據（包括個人經濟成就和施捨窮人的能力），個人成就也就被賦予了榮耀上帝的重責大任。從另一面來說，在Calvin的預選論下，失業除了是個人道德倫理的問題外，工作機會的剝奪也被視為剝奪人們服事上帝的機會，兩者都是違背上帝的旨意，因此教會與國家此時便被期待去處理工作機會受到剝奪的問題，甚至應該創造就業機會。 　　無論從個人或社會的層面上來看，宗教改革後到啟蒙運動前的濟貧工作都是著重在「個人救贖」的獲得與「上帝誡命」的遵守上，兩者對於救濟事業的發展或失業問題的抒解都存在著相當的助力。Luther和Calvin的宗教改革主張更一改天主教盲目施捨的慈善救濟，進而轉向系統化的濟貧工作，改革後的新教扭轉了傳統天主教階層體制和功利性的救贖概念，也因為這個主張發展出平等的價值和愛的團契生活，這種理念又衍生出所謂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歐洲在這樣的信仰特質下也形成了「公民資格」的概念（citizenship）（Troeltsch,1960：52-53；Turner,1987：79-80）。 　　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引發了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思潮進而影響到傳統清楚二分的神人關係，另外一方面，在Calvin預選論的影響下則產生了宿命觀的消極生活態度。為了扭轉這個時期基督教的痿靡局勢，Wesley採納了亞米紐斯主義的神學思想，進而提出「無條件的恩典、有條件的保守」和「在社會成聖之外，別無其他成聖」等概念。在實際層面上，Wesley發展出組織化的會社團體，並積極地投入社會中關懷弱勢群體的工作。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看，Wesley的影響和Calvin一樣都是集中在個人救贖的獲得上，Calvin的預選說所引發的救贖焦慮使人們開始從生活中去尋找預選的確據，因而使人們對現世工作與生活加以重視，慈善與濟貧的工作是隨伴在預選確據的成就之下；而Wesley則在恩典可能喪失和社會成聖的基礎上，強調個人的慈善關懷行為是一種信仰的「社會責任」，因此雖然社會關懷的目的仍然以個人救贖為最終目的，但Wesley的慈善工作卻較傾向一種信仰的責任。 　　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產生了諸多的社會問題，也因為社會科學的萌芽，貧窮問題的處理方式也隨之轉變，因此，在慈善組織會的服務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科學和宗教價值的結合。甚至在之後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中，從案主自決、個人能力與價值的肯定到社會環境要素的強調，隨處都可看出基督新教倫理以及當時社會科學影子。至於十九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在Wesley之後轉向了自由神學和社會福音，這種以人為主的神學思想強調人類在現世社會中的主動性和社會責任，為宗教改革後基督教的個人主義思想注入激進的社會改革色彩，但在一次大戰的衝擊下，社會福音終究還是被強調聖經和啟示的新正統派取代，此時社會福利的發展也進入了福利國家的時期。 　　在現世服務與上帝啟示雙重理念的強調下，基督教福利組織並未退居現世生活之後，相反的，他們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工作，甚至承接國家所推展的各類服務方案。到了一九七０年代在福利國家發展一段時間後產生所謂的福利國家危機，此時基督教右派對於工作倫理、家庭責任和小政府的訴求正符合當時執政黨的保守意識型態，在民間與政府雙方理念一致的情況下，美國的福利發展自然而然地由先前的國家福利轉向由民間福利機構為主的福利社會，在這種強調民間參與和個人責任的福利生態中，宗教機構的角色也更形重要與活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