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esday, January 24, 2012
Saturday, January 21, 2012
愛倫坡Allen Poe
自1949年愛倫坡逝世100周年開始，愛倫坡的敬酒者每年都會來到愛倫坡墓前，留下1瓶白蘭地及數朵玫瑰來向這位傳奇詩人致敬，來時常穿著斗篷。
沒有人知道神祕訪客的真實身分，但在愛倫坡住家的牆上，張貼一名男子致意的模糊照片。愛倫坡住家現已成博物館。愛倫坡以懸疑、驚悚小說極負盛名，且被公認為是偵探小說的創造者，他於1849年逝世，得年40歲。
沒有人知道神祕訪客的真實身分，但在愛倫坡住家的牆上，張貼一名男子致意的模糊照片。愛倫坡住家現已成博物館。愛倫坡以懸疑、驚悚小說極負盛名，且被公認為是偵探小說的創造者，他於1849年逝世，得年40歲。
Monday, January 16, 2012
楊嬌
王雪紅，此時只是位無助的女兒，她緊緊 握住母親的手，
央求長輩與兄弟 姊妹們，能不能再留母親一晚， 她好想再多陪母親過最後一晚。
縱有千般不捨， 礙於中國人的習 俗，當晚還是必須依照傳統，在24小時之後入殮，
棺木則是由楊嬌的 長子王文洋挑選最上等的桃木，
就這樣，五名子女全陪在身旁，楊嬌走 完了人生最後一程。
嫁給了臺 灣經營之神王永 慶，更生下了臺灣女首富王雪紅，
全臺灣幾乎沒有 人不知道楊嬌，但很少人真正「知道」她的故 事。
楊嬌的身世 一直以來相當神祕，有的媒體還把她的名字寫錯，大家都好奇，
當年她是如何與王永慶結婚，並成為王永慶三 個女人中惟一生下男孩的妻子。
央求長輩與兄弟 姊妹們，能不能再留母親一晚， 她好想再多陪母親過最後一晚。
縱有千般不捨， 礙於中國人的習 俗，當晚還是必須依照傳統，在24小時之後入殮，
棺木則是由楊嬌的 長子王文洋挑選最上等的桃木，
就這樣，五名子女全陪在身旁，楊嬌走 完了人生最後一程。
嫁給了臺 灣經營之神王永 慶，更生下了臺灣女首富王雪紅，
全臺灣幾乎沒有 人不知道楊嬌，但很少人真正「知道」她的故 事。
楊嬌的身世 一直以來相當神祕，有的媒體還把她的名字寫錯，大家都好奇，
當年她是如何與王永慶結婚，並成為王永慶三 個女人中惟一生下男孩的妻子。
孝敬父母???
有市民发帖晒账单，称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2011年一年下来，不但没什么储蓄，反而负债近4000元。记者采访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发现，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60后称，平时还感觉对父母比较孝 顺，但仔细一算账却发现，一年来给孩子近4万，孝敬父母只有2900元，相差了十多倍；
70后称，虽年入11万元，但由于开支较大，已经开始吃老本了；而 多数80后表示，工资水平不高，花钱却似流水，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想买房子买车还得“啃老”。
刘萍萍今年45岁，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丈夫则是一家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按理说，我们家收入也不算少 ，但自从2010年买了一套房子后，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了。”为了减少开支，去年开始刘萍萍养成了记账的习惯。
前几天，刘萍萍翻了下2011年的账本。“儿子现在在大学读美术专业，不管是学费还是日常开销都非常大。”记者在刘萍萍的账本上看到，儿子每年学费 10000元，学习材料费用每年5000元，每月生活费1000元，添置四季衣服5000元，生病花钱1000元，手机话费 800元，手机2500元，合计36300元。”
和儿子的开销相比，乡下父母的开销就显得寒酸了许多。“一般每年只有中秋节和过年才能回趟老家。”刘萍萍说 ，回家给父母买营养品花了600元，给父母过生日花费400元，添置新衣物花费 700元，全年给父母的零花钱1200元，“这一年花在父母身上的钱才2900元”。
看到这两项相差悬殊的开支后，刘萍萍感觉特别内疚。“每次给父母买衣服时，一翻看价格标签就感觉有点贵；而孩子每次跟我们要钱花时，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他汇过去。”刘萍萍说，她的父母都年近70岁了，下一步她将会多孝敬孝敬他们 ，同时也会严格控制儿子的开支。
70后
年入11万还不够花
1976年出生的高霞是城阳一家韩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丈夫在即墨经营一家服装店。“今年服装店生意不好，他能赚3万元，我今年收入8万元左右， 加起来11万元吧。”高霞列出了一个支出清单：孩子学音乐3800元+托管班3600元+日常消费2600元=10000元；生活费每月1300元×12 个月=15600元；应酬费用(随份子、请客、送礼等)20000元；每月三次回家探望老人280元×3次×12个月(包括给双方父母买药、买衣服等正常 消费)=10080元；车贷1500元×12个月=18000元；房贷400元×12个月=4800元；物业管理2000元左右；年底投了个小项目投了5 万元，一年来家庭支出130480元。“其实这只是现在能想得到的一些较大数额的花费，如果再加上一些平时的小开支，比如停车费、油费等，这一年的开支差 不多能到14万元”。
“算着算着就有点恼火，没想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不仅没攒下钱，反而还要吃老本。”高霞说 ，为了解燃眉之急，去年11月底她就把家里的定期存款提前取了出来。
80后
一年下来没攒下5000元
1987年出生的小王2010年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业务，看业绩拿工资，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6000多元，差的时候2000元左右，一年一共发了大约4万元的工资。“我的工资水平虽不高但也不低，可我一年就没攒下钱来。”小王说。
小王算了算，一年来 ，他的房租每月500元，一年是6000元；水电费 、燃气费、取暖费、网费 、锅碗瓢盆等一年下来有3000多元；换了个手机2000元；一年电话费近1000元；每月饭费 800元左右，一年1万元；一季度换一次衣服、鞋，每次都要1200元左右，一年近4000元；五一、十一回了两次家，给父母亲戚买礼品花了2000元， “此外，买烟、朋友聚会等也得花3000多元。半年前我女朋友去了北京工作 ，我去一趟得花2000元，一共过去了2次。这么一算账，一年到头没剩下5000元钱。”
小王说，他还没买房子，照目前这个情况，想在青岛买房子，只能指望父母，“但父母都是农民，没多少存款，想买房子暂时没戏”。
60后称，平时还感觉对父母比较孝 顺，但仔细一算账却发现，一年来给孩子近4万，孝敬父母只有2900元，相差了十多倍；
70后称，虽年入11万元，但由于开支较大，已经开始吃老本了；而 多数80后表示，工资水平不高，花钱却似流水，一年到头攒不下几个钱，想买房子买车还得“啃老”。
刘萍萍今年45岁，在一家事业单位上班，丈夫则是一家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按理说，我们家收入也不算少 ，但自从2010年买了一套房子后，生活一下子拮据起来了。”为了减少开支，去年开始刘萍萍养成了记账的习惯。
前几天，刘萍萍翻了下2011年的账本。“儿子现在在大学读美术专业，不管是学费还是日常开销都非常大。”记者在刘萍萍的账本上看到，儿子每年学费 10000元，学习材料费用每年5000元，每月生活费1000元，添置四季衣服5000元，生病花钱1000元，手机话费 800元，手机2500元，合计36300元。”
和儿子的开销相比，乡下父母的开销就显得寒酸了许多。“一般每年只有中秋节和过年才能回趟老家。”刘萍萍说 ，回家给父母买营养品花了600元，给父母过生日花费400元，添置新衣物花费 700元，全年给父母的零花钱1200元，“这一年花在父母身上的钱才2900元”。
看到这两项相差悬殊的开支后，刘萍萍感觉特别内疚。“每次给父母买衣服时，一翻看价格标签就感觉有点贵；而孩子每次跟我们要钱花时，我们都毫不犹豫地给他汇过去。”刘萍萍说，她的父母都年近70岁了，下一步她将会多孝敬孝敬他们 ，同时也会严格控制儿子的开支。
70后
年入11万还不够花
1976年出生的高霞是城阳一家韩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丈夫在即墨经营一家服装店。“今年服装店生意不好，他能赚3万元，我今年收入8万元左右， 加起来11万元吧。”高霞列出了一个支出清单：孩子学音乐3800元+托管班3600元+日常消费2600元=10000元；生活费每月1300元×12 个月=15600元；应酬费用(随份子、请客、送礼等)20000元；每月三次回家探望老人280元×3次×12个月(包括给双方父母买药、买衣服等正常 消费)=10080元；车贷1500元×12个月=18000元；房贷400元×12个月=4800元；物业管理2000元左右；年底投了个小项目投了5 万元，一年来家庭支出130480元。“其实这只是现在能想得到的一些较大数额的花费，如果再加上一些平时的小开支，比如停车费、油费等，这一年的开支差 不多能到14万元”。
“算着算着就有点恼火，没想到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不仅没攒下钱，反而还要吃老本。”高霞说 ，为了解燃眉之急，去年11月底她就把家里的定期存款提前取了出来。
80后
一年下来没攒下5000元
1987年出生的小王2010年毕业，在一家证券公司做业务，看业绩拿工资，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6000多元，差的时候2000元左右，一年一共发了大约4万元的工资。“我的工资水平虽不高但也不低，可我一年就没攒下钱来。”小王说。
小王算了算，一年来 ，他的房租每月500元，一年是6000元；水电费 、燃气费、取暖费、网费 、锅碗瓢盆等一年下来有3000多元；换了个手机2000元；一年电话费近1000元；每月饭费 800元左右，一年1万元；一季度换一次衣服、鞋，每次都要1200元左右，一年近4000元；五一、十一回了两次家，给父母亲戚买礼品花了2000元， “此外，买烟、朋友聚会等也得花3000多元。半年前我女朋友去了北京工作 ，我去一趟得花2000元，一共过去了2次。这么一算账，一年到头没剩下5000元钱。”
小王说，他还没买房子，照目前这个情况，想在青岛买房子，只能指望父母，“但父母都是农民，没多少存款，想买房子暂时没戏”。
Sunday, January 15, 2012
Everlasting God by Lili
"Everlasting God"
Auther:Chris Tomlin
Auther:Chris Tomlin
Strength will rise as we wait upon the Lord
We will wait upon the Lord
We will wait upon the Lord
Our God, You reign forever
Our hope, our Strong Deliverer
You are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everlasting God
You do not faint
You won't grow weary
Our God, You reign forever
Our hope, our Strong Deliverer
You are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everlasting God
You do not faint
You won't grow weary
You're the defender of the weak
You comfort those in need
You lift us up on wings like eagles
We will wait upon the Lord
We will wait upon the Lord
Our God, You reign forever
Our hope, our Strong Deliverer
You are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everlasting God
You do not faint
You won't grow weary
Our God, You reign forever
Our hope, our Strong Deliverer
You are the everlasting God
The everlasting God
You do not faint
You won't grow weary
You're the defender of the weak
You comfort those in need
You lift us up on wings like eagles
Friday, January 6, 2012
一家四代人的生日都是1月4日
刚满1岁的女婴考特妮·岗耶和她的34岁母亲朱莉娅、65岁外公理查德·斯蒂夫以及已故的曾外公马歇尔·斯蒂夫的生日都在同一天。
据中新社电 美国俄州塞尔凡尼亚镇一家祖孙四代人打破了一项罕见的概率：刚满1岁的女婴考特妮·岗耶和她的34岁母亲朱莉娅、65岁外公理查德·斯蒂夫以及已故的曾外公马歇尔·斯蒂夫的生日竟然碰巧都在同一天——1月4日。数学家称，这样的概率大约117亿人中才有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家四代人的生日都是1月4日，但这绝非事先刻意安排的结果，因为4个人全都是通过自然分娩降临人世的。据朱莉娅透露，当年她的 预产期应该是在1977年12月21日，但她却阴差阳错地晚了足足两个星期出生；而她女儿考特妮本来的预产期是在2011年1月3日，但她却偏偏迟了一天 出世，似乎就是故意要等到1月4日那天才出生似的。似乎这些巧合还不够——朱莉娅和父亲理查德、以及女儿考特妮全都是家族中他们那一辈人里第一个出生的孩 子。
据中新社电 美国俄州塞尔凡尼亚镇一家祖孙四代人打破了一项罕见的概率：刚满1岁的女婴考特妮·岗耶和她的34岁母亲朱莉娅、65岁外公理查德·斯蒂夫以及已故的曾外公马歇尔·斯蒂夫的生日竟然碰巧都在同一天——1月4日。数学家称，这样的概率大约117亿人中才有一例。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家四代人的生日都是1月4日，但这绝非事先刻意安排的结果，因为4个人全都是通过自然分娩降临人世的。据朱莉娅透露，当年她的 预产期应该是在1977年12月21日，但她却阴差阳错地晚了足足两个星期出生；而她女儿考特妮本来的预产期是在2011年1月3日，但她却偏偏迟了一天 出世，似乎就是故意要等到1月4日那天才出生似的。似乎这些巧合还不够——朱莉娅和父亲理查德、以及女儿考特妮全都是家族中他们那一辈人里第一个出生的孩 子。
Sunday, December 18, 2011
跨过新2012门槛
跨过新门槛/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 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 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 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 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 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 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 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 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 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 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 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 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 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 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 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 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 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 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 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
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 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 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 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 “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 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 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 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 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 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 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
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 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 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 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 “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 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 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 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 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 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
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 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 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 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 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 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 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 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 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 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 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 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 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 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 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 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 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 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
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 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 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 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 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 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 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 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 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 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 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曾任毛泽东、周恩来翻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研究员资中筠
环顾全球，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面临新的转折点。
就全人类而言，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有文明史以来，人以他的智慧进行科学创新，不断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以服务于自己的福祉。与此同时 却制造出高效的毁灭自己的手段，同时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科学发展与人类命运的关系——如同永动机一样无法停止的科技新发明是继续造福 人类还是带来祸害，直至走向毁灭。这取决于人类的良知、智慧、远见和对自己的掌控能力。这个问题太大，需要自然科学家与社会科学家以及政治家们的共同探 讨，我去年在一次会上曾经就这个题目作过探讨，现在不可能在这里展开。
另一个领域是每天媒体都在追踪报道、我们日常关注的，世界各个地区的危机和动荡。这一轮的危机不同于以往，而是带有本质性的新的拐点。由于发展的不 平衡，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也各不相同。相同的是，原来有效的内部体制和现存的国际格局已不能应付新的社会诉求和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实际上，这 一新拐点可以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算起。那一次变化可以说是新的一波民主化浪潮，是苏东向美欧靠拢，彻底打破二战后的雅尔塔格局。现在 美、欧又面临新的转折，但是在不同的起点上，好像波浪一样，那一波在后面，这一波是在前面。当前可以列出的重要的热点有：欧洲、中东、非洲、美国和中国， 还有全球化模式的本身。我认为中东、非洲的动荡可以说是上个世纪东欧民主化那一波的延续，不过还要经过曲折而漫长甚至痛苦的道路，不过方向是一致的。至于 欧洲，欧盟的出现是一个伟大的创新，如果这一关危机能成功地化解，那么一百年后回头看，欧洲又对制度创新做出了新的贡献。原来民族国家的形成就是从欧洲开 始的，现在民族国家发展的一定程度，又可以联合起来。如果成功，是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如果这次危机过不去，可以算是一次失败的尝试，但是仍然留下了可 供参考的宝贵经验。所有这些问题当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中穷尽。我现在只能重点探讨中国和美国各自所面临的门槛，以及如何跨过这一门槛对今后的中美关 系的影响。
中美自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冲突也有合作，实际上合作多于冲突。真正兵戎相见只有两次，一次是八国联军；一次是朝鲜战争。第一次美国不是主角，是被裹进 来的；第二次双方都不是发动者。冷战期间的敌对，是两个阵营的敌对，阵营解体了，就有了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迄今为止，两国没有不可调和的根本利害冲突，也 没有领土争端。但是摩擦不断。这还在正常范围。但是今后这种格局就面临新的变化。今后中美关系在具体事件上的外交运作固然重要，而决定性的、长远的因素在 于各自国内如何迈过这道坎。
1. 美国
根据我对美国历史的解读，美国从立国到如今二百年中，除了南北战争之外，一直在进行渐进的改革，其制度的活力就在于有效的纠错机制，可以避免在不少 其他国家引起社会动荡和暴力革命的、不可补救的社会危机。在某些历史拐点，当社会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程度，代议制框架内政治钟摆的左右摇摆的调整机制显示乏 力时，就有体制外的全社会各种力量直接参与，表现为群众运动或强大的舆论力量，推动更加根本性的改革。这也是在美国民主政体框架之内的，并非反常之事。
第一个拐点：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多数人都把三十年代小罗斯福“新政”作为转折点，我倾向于更早，老罗斯福执政的“进步时代”）。这是一场 全社会各种力量参与而促成的全面改革：解决对资本和市场的规范问题、遏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净化吏治，遏制腐败、健全民主法治，进一步落实宪法精 神，并改进宪法的不足。这场改革对以后整个二十世纪美国繁荣富强的意义再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它，小罗斯福的“新政”也不可能实现。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进步主义时代的吏治改革有效地遏制了腐败。以后从“新政”开始，美国行政部门的职能不断加强，条件就是政府有公信力，如果人们怀疑政府部门可以以权谋私的 话是绝不会同意这样扩大职权的。
第二个拐点：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其重大意义是实现进一步向平等方向的、深入的社会改革：促进种族、性别平等，落实了黑人的权利，大面积扩大社会保障，奠定美国式的福利国家，缩小贫富差距（到七十年代中期贫富差距最小，以后又逐步扩大）。
当然，还有结束越战，对外缩短战线，缓和在冷战中的军备竞赛，间接促成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现在面临第三个拐点：这是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发生的，我姑且举三点新的因素，再加以阐释：
1）所谓“世界领袖”的负担沉重不堪。
2）出现了“虚拟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3）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在国内分配严重不均，加剧社会不平等。
当然，这几点不足以囊括所有的新因素，限于时间不能尽述。以下对这几点略加阐释。
1）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它以“世界领袖”自居，世界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件，它都以之为己任，要加以干涉，不论正当还是不正 当。美国一贯致力于维护它的“世界领导”地位，现在更是特别要确保其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警惕任何潜在的挑战。“领导”一词本身是中性的。几年以前，在一 次中美学者对话会上，我曾提出过“良性领导”和“恶性领导”之说。前者引起尊重，后者引起恐惧和反感。例如20世纪绝大部分划时代的科技发明创造都发生在 美国。这样，客观上美国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它也曾以它的经济繁荣和超强国力对二战后很多国家的重建带头做出了贡献。这就是“良性领导”。另一方面，当 “领导”意味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以牺牲别国人民的利益来追求自己的自私利益，特别是持续不断地扩大已经压倒全球的军火库，从而带头加速全球军备竞 赛，这个词含义就是负面的。今天的问题是，美国越来越诉诸军事手段和武力干涉而不是经济和文化手段来确保它的“领导”。这与二战后的早期很不相同。那时美 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它内部的榜样效应和对外的经济援助。当然，那时已经开始进行军事扩张。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离任前的演说中就提出了著名的关于“军工 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对美国政治影响的警告。今天，这一力量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全世界看着美国在对外事务中行事更无忌惮，更倾向于用高压和武力，自己陷入 一个又一个泥沼。不论这一躯体有多强壮，它能负担这样的重担多久？
另一个问题是美欧联盟还能维持多久？显然，北约的主力是美国。美国国防部长批评欧洲不承担应有的义务的讲话，说明美国担负“北约”的“领导”责任也日益艰难。对于欧元面临的危机，美国是否有能力或是有意愿给予帮助，或者更愿意看到它失败？
总之，美国需要在不断扩张的霸权思维轨道上刹车，停下来进行反思，使自己适应变化了的世界，学习做一个正常的国家。但是现在似乎还看不到美国决策者有这样的迹象。
2）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本不是新事。在美国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已经发生过多次循环：金融泡沫引起经济危机然后又走向复苏、繁荣。每次复苏都与新的发明 和创立新的产业相联系。这样，美国经济和社会在一轮又一轮循环中螺旋上升。当前的新现象是出现了所谓“虚拟经济”，这是华尔街的那些智力超群的人士玩的游 戏，他们发明了各种令普通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和复杂的衍生品，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现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触发经济复苏的新实体产业是什么？
我们能否期待清洁能源以及与环保相关联的产业起到这一作用？
3）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促进了全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美国，都从中获益。但是由于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廉价劳动力市场， 大量的利润进入了资本的口袋，牺牲的是劳工的利益。像美国这样发达国家，工薪阶层通过多年斗争争取来的谈判权大大削弱了。因此，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即使在繁荣的年代也不例外。这当然引起社会严重不满，导致我们看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场运动虽然表面上声势 浩大，遍及全国，但是远不如上世纪六十年代深入而广泛，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对权势集团的威胁似乎也不那么大。目前政府财政赤字如此高，又面临严 重经济衰退，外加各种政治因素，政府周旋的余地也很狭窄。例如在上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借群众运动之势推动了一些改革的立法，而到目前为止， “占领”运动尚未起到足以推动实质性改革的作用。
上述诸多问题反过来足以腐蚀美国的民主。美国人民引以自豪、如此珍视的民主制度似乎有异化的危险。资本大亨的贪婪，加上“军工复合体”，加上权势的 傲慢，再加上短视的党派争斗和狭隘的集团利益可能绑架美国人民的真正利益。本人一直对美国有一个论点：对内行民主，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但是现在，霸 权正在发展而民主有异化的危险。美国的军事开支2010年达7500亿，而对最贫困国家的援助只有150亿。美国独家占领阿富汗，一手扶植起现政权，而每 年用于军费开支是1000亿，而用于发展的援助只有10-20亿。这是很说明问题的。
所以说，美国面临新拐点，需要对自己在世界作用中的定位进行反思，美国制度中的纠错机制是否还能发挥作用，尚待观察。
（二）中国方面
中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美国和欧洲面临的问题带有后现代性质，而中国尚未完成全面现代化。欧美发生了危机，制度表现出种种缺陷，不能因此说明中国 制度完美，不需要改革。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就开始转型，经历了曲折而痛苦的历程，有时甚至倒退。且不说早期的历史。最近的一次拐点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开启了我们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时期。近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和显著成就有目共睹，所累积的严重问题也不容回避。现在中国也面临了新的拐点。我也姑 且举三点重要的因素：
1）当前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2）腐败丛生难以遏制。
3）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化。
以下简单加以解释：
这几点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但是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有其特殊的严重性。
1）方今人们谈论很多的促成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它是基于高能耗（最新数据，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第一能源消耗国）、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加上低工资和人权保障的缺失。在经济结构方面，一大部分GDP是来自房地产投机而不是高科技创新。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是卖地。再者，有利于出口导向产业的国际环境正在急剧发生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呼唤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2）腐败哪个国家都有。不过当前中国的腐败是弥漫性的，几乎覆盖所有领域，特别是本应是净土的文化、教育和其他精神领域。
现存的法律和政治机制不足以有效地遏制它的蔓延。此外，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腐败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基于等级制的特权，各级掌权者合法地、不 受监督地大量消费“公款”按“级别”提供各种享受。这种现象不但没有随着全社会经济增长而减少，反而更加剧。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国有大企业的CEO从 他们的美国同行那里学习到给自己付高得惊人的收入，却没有引进对普通工薪收入者的基本社会保障（尽管美国人对此还不满意）。所有这些造成严重的财富分配不 公，高度的社会不公正和普遍的道德下降。另外，与美国不同的是，美国的大企业是私人资本，而中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垄断。土地都是国有。美国人抱怨，美国 的大财团绑架了政府和全民的利益，那么中国各级政府本身就是大财团，是最大的利益集团，一身而二任，既是资方，又是仲裁方，其悖谬是可想而知的。政治体制 之所以非改不可，而又难以起步，都源于此。
3）中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因而这些年来全社会财富大幅度增长。由于外资比例很高，高额利润实际上落入跨国资本的口袋。也就是说，养肥了华尔街大 亨的不仅有美国劳动者，还有中国劳动者的血汗。留在中国的那一块蛋糕，绝大部分为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权钱结合的暴富集团所吞食，广大普通劳动者只分到极小 的一块。但是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由于过去的物资极度匮乏造成极端贫困，即使那极小的一块，也足以显著地改善多数工薪阶层的生活。到目前为止，情况还能过 得去。既然既得利益者不准备让出一些份额来，那么只有不断加速把蛋糕做大才能使那一小块分给老百姓的蛋糕也有所增长，此所以明知需要放慢脚步，做些调整， 也不敢这样做，于是造成一味保GDP的增长模式。但是不可能长期如此。大家都看到，国际市场正在缩水，中国急需转变外向型经济，而中国人的普遍购买力不足 以填补足够的内需。另外，年轻一代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军，包括大学毕业生，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前辈所忍受的艰苦条件，而机会却没有那么幸运。
不言而喻，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会导致不满情绪的蔓延，从而威胁社会的稳定。问题是如何应对各种不平之鸣，防止社会动荡？是进一步加紧对各个领域 的控制，牺牲国民基本的自由权利，从而制造更大的冤屈，还是向法治和民主的方向改革治理方式？体制内外多数正直和明智的中国人都意识到目前的形势呼唤早已 滞后的结构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但是阻力还相当大，现在主要不是源于意识形态因素，而是来自既得利益。十三亿中国人的命运取决于如何跨过这道坎，变恶性 循环为良性循环。
那么，中美各自面临的十字路口与今后的两国关系有什么关联？
总的说来，如果中美两国各自能够直面新的问题和挑战，成功地跨过新门槛，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新阶段，当然对两国自身有好处，同时也有助于两国之间建 立较好的关系。一般说来，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自身繁荣而有自信的时候，可望比较理性、慷慨和包容地对待外部世界。如果目前的困境延续下去，以下的 情况就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由于中美之间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很深，美国经济衰退肯定对中国经济有伤害，而且已经造成伤害。在目前的社会矛盾中，美国的特权精英阶层不与国内的弱势 群体协商妥协，做出合理的让步，从而达到美国社会的改良，却倾向于以邻为壑，把困难转嫁到别的国家，中国首当其冲。保护主义——特别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我 称之为“选择性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其后果将是双输的局面。在美国的国内政治中，中国是最方便的替罪羊，所谓“中国威胁”之说甚嚣尘上。
这样，反过来刺激中国广大阶层的极端国族主义情绪和对美国的反感。再者，一个缺乏自信的美国更倾向于通过军事手段来确保它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其恶果是可以想见的。
在中方，国族主义，或称之为“爱国主义”，在目前似乎是填补精神真空的唯一的共同价值。把这一意识推向极致，也可以成为那些否认普世价值和拒绝政治 改革的人的一个方便的借口。在社会不稳定的危险日益上升时，所谓“境外敌对势力”搞“和平演变”，企图颠覆政权的老调又将重弹，不论其含义如何。加之目前 美国的政党政治民主模式暴露出来缺陷，使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中国人有吸引力。尽管民主有缺陷不等于专制更好，但是从一般舆论来说，肯定会增加对民主改革的 疑虑。因此，美国的民主制度的退化或改进，对中国的民主改革会相应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
最坏的图景是：中美之间对抗性关系升级，中国被拖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挥霍尽自己有限的经济资源，同时发出错误的信号，在国际上助长所谓“中国威 胁”之说。这样，中国就会不知不觉间被拖入一个恶性循环，指向危险莫测的终点。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发生武装冲突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不会愿 意看到这样一种图景的实现。
我们能够希望的最好的情况是：两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都能找到办法跨过当前的坎，实现对各自人民都有利的改革，同时创造两国积极合作的条件。在我看 来，不论“中国崛起”被怎样宣扬，有一点是客观事实：不论美国目前遇到多大的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刻危机，它还是比较容易克服的。在相当长的时 间内，美国还将是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国力的最强大的国家——无论是硬实力或软实力都是如此。它也仍占据世界财富的最大份额——不论是虚拟还是实体经济，不 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资源。因此，对全球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还要看美国如何使用它的超强力量。也就是扮演“良性领导”还是“恶性领导”的角色。不论怎样，在方 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利害关系错综复杂，互相依赖性日益加深。今后几十年间，中美关系更将是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至少是最重要的之一，任何以邻为壑、 幸灾乐祸的政策都是短视的，终将自伤。不过政治家们往往为利益所左右，所谓“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就是这个缘故。我们只能祝愿他们不至于“利令智昏”， 造成不可挽回的生灵涂炭的恶果。
我从来不认为书生之论能对决策起多大影响。我们能做的是面向公众，促进理性的理解，消除偏见，从而营造一个多少是良性的舆论环境，转而对决策集团产生些微积极影响。我称之为“涟漪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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